对话

人物周刊：你说“招拍挂”过程中的猫腻，是说有关方面把地皮炒上去？

潘石屹： （笑）这倒是件好事。炒上去有什么不好？为了保证当地的GDP，把房地产商的财富变成国家的财富，说明这个官员是为了党的利益、人民的利益着想。这样的政府官员是一个优秀的官员。

但现在常常是把你的价格压下来，不让出价高的房地产开发商拿到地，而是给他的关系户。明明可以卖上10个亿的土地，他就承诺8个亿，把别人出高价的千方百计地排在外面。

人物周刊：有人撰文《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》，说目前的房地产行业绑架了银行，绑架了股市，绑架了公民，而且还甚至绑架了政治等等？

潘石屹： 这个完全瞎说。这个就是把经济问题非常政治化了。我觉得咱们国家在文革吃亏就是把所有的经济问题、生活问题都政治化。

到今天为止，市场就是你情我愿的问题，你不能说我买了一双别人的鞋，说鞋把我绑架走了，我得跟着鞋走。你是干什么的？这些股民，这些银行家，金融家，他们没有判断吗？最好的就是经济在增长，人民生活在改善，这就是好的政治，人们吃不上穿不上就不是好政治。我们看每年都在盖这么多的房子，房子的水平都在提高，现在就说房地产绑架了什么，这完全是瞎说。

回应潘任之争

所有网友谈的问题是道德问题，你给富人盖房子，不给穷人盖房子。而你看不起穷人，穷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

任志强谈的是经济问题，说穷人就应该是二手房，经济适用房、廉租屋，由政府去解决。我作为商人一年给5%的人盖房子就不得了，全社会中5%的人不就是富人吗？要买新房子不就是富人吗？

而我所谈的问题，是城市规划的技术问题，我是强调融合，强调穷人跟富人住在一起，哪怕请个保姆和司机也方便。

潘石屹和任志强其实惺惺相惜

10月18日下午。SOHO中国正向股价9.58元港币冲刺。　　

同一时刻，SOHO现代城第18层，那个圆头圆脑，戴着黑圆眼镜，一脸招牌式笑容的男人正接受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采访。

他是这层颇具艺术气息的空间的主人，他是一系列挂着“SOHO”标志楼盘的主人，当然，他也是他自己——潘石屹。

几分钟之前。他的太太张欣和几位商业伙伴顺旋梯而下，谈笑风生，从容应对。随从极有分寸地跟随其后。

接着，他登场了。身后无他人。走在旋梯拐弯处，摄影师请他摆起POSE，他熟谙照做。

解开领带，卷起袖子时，他说：“今天的股价，我还不知道，一直没管。”

咔嚓咔嚓……

背过身去，扭过头时，他说：“好累啊，以前工作四五个小时，很有效率。现在要整天对着电脑。”

无可抱怨。十天前，SOHO中国上市成功。“317.45亿港元”，是公司在港上市首日后，他们夫妇俩持股的总市值；

无可置疑。潘石屹夫妇俩将更为富有：福布斯榜将他们的身家评估为38亿美元，排名第七；胡润榜将他们排为第十五名，身家评为270亿元。

坐定后，他笑嘻嘻地说，“你看多少人为你服务，摄影师，我的秘书，速记员，还有我。”十分坦然。

明明是他上封面，却是为我服务？

曾记得，一年多前，他对某媒体说过，他是一个纯粹的商人。商人本性，由此，窥豹一斑。

这是被公认为善于讲故事的商人，他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曾经被其他媒体“曝光”的故事。有人说，把SOHO中国以合理的价格推向资本市场，潘石屹会讲故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从9月17日开始，潘石屹夫妇俩带着自己的故事从香港开始，到新加坡、纽约、旧金山、伦敦等城市进行全球IPO路演。

他想了片刻，“故事总是在重复，什么第一桶金啊，都一样了，都说了八百遍了，看你想知道什么了。”

想知道的事很多。偌大的房地产市场，在土地争夺、融资局限中，SOHO中国何以走到今天？从天水农村走出，竭力与国际接轨，依然夹杂乡音，依然有点“土”的潘石屹，他的思维特点？他来京十多年间，房地产行业以及活跃在这个领域中的那些身影划过了怎样的轨迹？

整整三个小时，无疑，潘石屹比熟谙镜头更为熟谙采访。也算较为真诚。除了谈到的敏感时期的敏感旧友，除了对同行不同经营模式的独到看法，是一定要删除的。

最后，他坦承，采访，曝光，都是对SOHO中国的免费广告。

　那时最关键的问题是生和死，贫与弱

人物周刊：你一直强调，SOHO中国的价值在于倡导一种生活的范式，不认同地产商的土地储备能力。但SOHO中国从2001年起就谋求海外上市，直到最近拿到三里屯南街和前门的地皮之后，才得以上市。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，上市、屯地是你的观念不断调整并与市场妥协的结果？

潘石屹： SOHO中国的价值在于倡导一种生活的范式，不认同地产商的土地储备能力。这作为我们的观点，是存在的。

但说我们拿到这两块地就具备土地储备能力了，然后去上市了，其实这之间没有太多相互关系。另外，我们的公司在发展过程中，现代城、建外SOHO、朝外SOHO、尚都、光华路SOHO，都开发完了，我需要土地盖房子。我最近两三年就这两个项目，这种土地储备是必备的。

谈到妥协吧，要从两个方面来说。有的问题是原则、底线，不能违备的，例如法律，税收，包括一个公司的诚信，这些是不能越过的。而市场定位，走的是不确定的路，这些我觉得作为商人要妥协。

人物周刊：妥协是你的主要精神么？回顾你从1987到深圳，1989年到海南开始的个人创业，你会怎么总结？

潘石屹： 我是1987年末去了深圳，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城市的效率，城市的面貌完全不一样，对我来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。原来想象的市场，经济，财富，都是书本上的概念，到了深圳，让人体会到现实生活中的市场。

但对我来说，真正的转折点是小时候的事，那时最关键的问题是生和死，贫与弱。

我爸爸妈妈当时是下放到农村去的，在乡下，生孩子都不去医院。我出生的时候是接生婆接生的。因为农村人特别脏，我爸爸就给接生婆提了一个建议，说能不能把手洗洗，接生婆说接孩子还要洗什么手，她根本没有对于感染的基本常识。这让我爸爸很不能接受。所以除我之外的另外四个孩子，都是我爸爸接生出来的。

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，班里还有三十多个同学，到我毕业的时候只有十三个了。大部分都是得病死了。记得有年秋天，我在去上学的路上，突然有个同学叫住了我，要我帮他请假，他要到地里去拔一些谷子。我问他要干什么，他说弟弟昨天死了。他要用谷子秆把弟弟包进去。那时候没有棺材，人就是这样埋了。他说得十分平淡。紧接着有好多同学死去。没两天就少了一个，过几天又少了一个。

至于我叔伯这一辈的孩子,和我一般大的有七八个，最后只剩两个。好像死亡随时就在你的身边。

人物周刊：相比于这样的生与死，你觉得后来商业上的转折算不上什么？

潘石屹：我想除了生与死，另外给生活带来大转折的是教育。我记得我从万通离开的时候，冯仑跟我谈话，说他反复地想：“你从甘肃天水成长到今天，谁成就了你?”最后他说了三个人，一个是邓小平，一个是他，一个是我老婆。

其实我当时特不以为然。觉得瞎说，就靠你们三个？不靠我自己？没有我妈，我还生不出来呢。

最后想想，邓小平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就是可以去受比较好的教育，在之前没有一个受教育的机会。我记得我们家没有饭吃的时候，为了吃饭把我两个妹妹送了别人家。后来，他们想把我送给一个从未结过婚的老红军，就是为了让我能受教育。因为我是长子，我妈没舍得送。

那些岁月中，对贫困和疾病的恐惧，我永远都忘不了。有一天晚上做梦，梦见屋子里放满了吃的，可怎样都吃不到自己嘴里，梦醒后十分焦虑不安。

人物周刊：你最困难也是在那个时候？

潘石屹： 刚到深圳也很困难。后来到了海口。1991年，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。海南省的建设大潮过去了，经济停摆了，凑热闹的一拨人都返回大陆了。我当时正管理一个砖厂，砖一块也卖不出去。民工是计件工资，没有活干，他们也没钱拿，走得不到一百人。剩下的人饿得受不了。我和他们呆在一起，他们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变得死一样地平静，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，在这一年里看不到任何希望和生机。

相对于那一年，我觉得以后办企业压力都很小了。现在回头想想，我觉得我的思想不管有什么变化，唯一不变的是理想没有破灭。

人物周刊：我们非常感兴趣于你的内心变化。比如80年代理想主义、启蒙思潮弥漫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邓小平南巡讲话时，你又在干什么？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过渡中，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

潘石屹： 在那个敏感时期，我开始还不是十分敏感。只是觉得大家应各守其本分，我是商人，我赚钱就可以了。那时还处在创业阶段，追求财富，追求富强是最初的理想。另外就是对于知识的渴望。